新闻探索与女性主义:琼·狄迪恩如何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美国作家琼·狄迪恩从20世纪60年代起步入文坛,凭借对美国文化——特别是加州的反文化潮——的犀利洞察和颇具主观色彩的叙事风格引起大众关注,并作为“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而闻名。几十年来,她在小说、非虚构写作及剧本写作方面都颇有成就,代表作包括《向伯利恒跋涉》《白色相册》《奇想之年》《蓝夜》等。2013年狄迪恩获得美国国家人文奖章时,奥巴马称其为“美国政治和文化最尖锐、最被尊敬的观察家”。美国时间12月23日,这位影响了一代人的文化偶像因病逝世,享年87岁。

1934年,狄迪恩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市。从大学毕业到探索新闻写作之前,她曾在《VOGUE》杂志工作多年,其早期所写的散文和电影批评已经显露出一种带着伤感情绪的独特腔调,但到了60年代,她已经完全厌倦了这类题材。于是,当《星期六晚邮报》同意狄迪恩参与实地报道时,她立刻抓住机会,将目光投向了自己最熟悉的加利福尼亚州。从报道犯罪事件到记录嬉皮士运动,狄迪恩写下了一系列揭示二战后美国繁荣表象下失序现实的作品,一度掀起现象级的热议,这些文章后被收录于《向伯利恒跋涉》一书。

在去年国内出版的《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Sharp: The Women Who Made an Art of Having an Opinion)一书中,同为记者和评论家的米歇尔·迪安回顾了多位深刻影响20世纪美国文化和知识生活的女性,其中就包括狄迪恩。在她看来,狄迪恩与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等知识分子除了都十分才华横溢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锐利(sharp)。这表现为思想及智慧的精密与准确,且能够通过自己的文字主张权力。在一个女性惯受男性同行轻视嘲弄的环境中,她们获得巨大影响力的故事让人着迷。就狄迪恩来说,无论是她置身事外般的叙事方式还是引起公众注意的技巧,都证明了她的成功并非依靠幸运,而是凭借智慧。当我们重新回顾她的作品时就会发现,它们反映的是一个作家如何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并自由地表达。

(编者注:在《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一书中,琼·狄迪恩译为琼·迪迪翁,故下文采用后一种译名。)

迪迪翁的散文《论自尊》(On Self-Respect)和另一篇她为《服饰与美容》写的关于美国的夏天的散文中已经显露出迪迪翁早期具有的一种带着伤感情绪的独特腔调。但是,鉴于《星期六晚邮报》愿意培养她参与实地报道,迪迪翁正好发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州是渴望曲折故事的优良市场,这有利于迪迪翁抓住机会,写一些比一两篇专栏文章更长的内容。她开始为《星期六晚邮报》撰写关于海伦·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她觉得她很傻)和约翰·韦恩(她觉得他不傻)的文章,但真正符合读者胃口的是她的第一篇犯罪题材文章——这篇文章也被认为是第一篇显示迪迪翁真正风格的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我怎么能告诉他们什么都没了?》(How Can I Tell Them There’s Nothing Left?)但是,当迪迪翁将此文收录到自己的文集中时,她把题目改成了《一些做着美梦的梦想家》,变动后的题目才是这篇文章更为人所知的题目。名义上,这篇文章是对当地一起谋杀案的详细报道,一位妻子被指控把丈夫烧死在了他们的私家车里。迪迪翁立即采用了一种广泛地审视困扰加利福尼亚州,甚至是美国其余大部分地区的一切事物的视角:

在加利福尼亚,人们打个电话就可以聆听一段祈祷,但要买本书却很难。在美国,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从相信《创世记》的字面解释变成了相信《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的字面解释;在美国,人们梳着蓬蓬头,穿着七分裤,对于姑娘们来说,一辈子的指望都被浓缩进了一条长度到小腿中部的白色婚纱中,她们会生儿育女,也许取名金伯利(Kimberly)或谢里(Sherry)或黛比(Debbi),但最终还是要到墨西哥办理一个又快又便宜的离婚手续,然后重返理发学校。

这名女子最终被认定谋杀了丈夫,但生活在圣伯纳迪诺山谷的居民对这样的概括描述很不满意。这个山谷就是迪迪翁在文章开篇处用不少笔墨描述过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某片区域。一位名叫霍华德·B.威克斯(Howard B. Weeks)的人给杂志社写了一封信。他提到自己是洛马琳达大学公共关系和发展部副主席,他在信中提到:“我为琼·迪迪翁感到担心,据我们观察,这些感受是纽约年轻作家在冒险进入哈得孙河以外的广大未知世界时通常都会体验的症状。”这封信表明,迪迪翁此时尚未在主流文化中获得突破;不过霍华德·B.威克斯并不知道,此时被自己说教的这位女性今后会成为在关于自己家乡的题材上最具代表性的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作家。

迪迪翁并不是立即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线的。接下来她写的一篇文章似乎就绝不可能惹恼任何人。文章的标题是《大岩石糖果无花果布丁陷阱》(The Big Rock Candy Figgy Pudding Pitfall)。考虑到她曾经痛批海伦·格利·布朗和塞林格本质上是浅薄的人,人们猜测这篇文章应该属于迪迪翁为了挣钱而写的那种作品。文中详细介绍了制作二十个无花果布丁和二十棵硬糖树的方法。不过它似乎还反映出了迪迪翁对于自己处理家务事的能力感到多么沮丧:

我是个娇弱、懒惰的人,不适合做任何事,只除了别人花钱雇我做的这件事之外——那就是一人坐在打字机前,用一个手指打文章。我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无所不能”的女人,能修补畜栏,能腌制足够所有人吃一冬天的桃子,还能在皮尔斯伯里烘焙大赛中赢得一次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的旅行。实际上,如果哪天我不再相信只要我付诸行动,我就可以赢得皮尔斯伯里烘焙大奖,那肯定意味着什么东西死了。

迪迪翁为新一年最初几期专栏写的文章之一是《向魔法城市道别》(Farewell to the Enchanted City)。(后来的读者更熟悉的名字是改动后的《向那一切道别》)她整个职业生涯一直痴迷于的“我们给自己讲的故事”的主题,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明确显现征兆的。迪迪翁认为自己居住在纽约的整段时间里,她对纽约的想象影响了这个城市真正的样子:

我看过的所有关于纽约的电影和我听过的所有关于纽约的歌曲被编织成了某种本能,它们告诉我它再也不会是曾经的样子了。事实上它从来不是那个样子的。晚些时候,上东区的自动点唱机里会出现一首歌,歌词是“曾经那个还是女学生的我去哪儿了”,到了夜深人静真的很晚的时候,我也会问我自己这样的问题。现在我知道,几乎所有人,或早或晚,无论自己在做什么,都想过要问同样的问题,但是当你还是二十岁、二十一岁,甚至二十三岁的时候,既是好处又是坏处的一点是,尽管所有证据都证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但你还是相信,这样的事从不曾发生在别人身上。

这篇文章如此著名,据说它已经催生出一种以离开纽约为主题的小型散文派别。就像自动点唱机上的歌曲一样,它表达了所有人对某种共同体验的感受。这篇文章的精彩之处就在于,迪迪翁写作的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重新体验一种情感上的陈词滥调,叙述者是在告诉过去的自己,相信一个所有人都信以为真的故事是多么可怜和愚蠢。这种自我觉醒的风格,这种置身事外地讲述个人经历的方式将成为迪迪翁的标志。即使是在她写到关于离婚之类的私人问题时,她也会保持一定距离,把问题放在手中翻来覆去,直到把它的外表打磨得闪闪发光,至于那些粗糙的内心部分,它们都被仔细地隐藏起来。

迪迪翁写的那些文章通常是专栏中更值得一读的部分,她引起读者回应的技巧是一流的。她写的关于偏头痛的散文,以及她关于恶魔岛监狱(Alcatraz)被停用的报道和对当时还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夫人的南希·里根(Nancy Reagan)的糟糕描述都被发表在这个专栏中:

她告诉我说州长从来不化妆,即便是过去演电影的时候也不化妆,她还说政坛是比电影行业更艰辛的圈子,因为没有电影工作室来保护你了……“有一个漂亮的工作场所对男人很重要,”她这样建议我,还向我展示了她放在州长办公桌上的总是装满硬糖的药剂罐。

近一个月之后,南希·里根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些文字带来的刺痛。她对《佛雷斯诺蜂新闻报》说:“我还以为我们挺合得来,要是我凶一点就好了。”

1966年,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罗纳德·里根(左)与妻子南希·里根(右)。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种似乎是放任被采访对象自由地暴露自己的愚蠢,而不是被她的评论或想法打断的写作方法成了迪迪翁的标准模式。她著名的探索海特-阿什伯里区(Haight-Ashbury)的文章就大量采取了这种方式。她会在文章开篇处大大地抱怨一番“核心难再支撑”的现状,然后向着不断加宽的深渊跋涉,以期在那里找到一些能够通过一两句话揭示自己的人。比如她遇到的两个感恩至死乐队(the Grateful Dead)的歌迷:

这些乏味的回答暴露了作出回答之人脑子里空空如也。《星期六晚邮报》收到的读者来信中不同寻常地充满了对迪迪翁的赞美之词,大多数读者都同意她对当时流行的被称为嬉皮士群体的野蛮人的深度解析。也有一些反对者,比如绰号“雏菊(The Daisy)”的桑尼·布伦特伍德(Sunnie Brentwood)就继续坚称“大多数‘花童(flower children)’都是好孩子,他们正在努力改善世界,让它成为一个更好的家园”。

最终还是迪迪翁的观点胜出了,不仅因为这篇名为《向伯利恒跋涉》(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的散文会成为她1968年出版的同名散文集的标题文章,还因为这本散文集为迪迪翁树立了声望。为《》评论这本书时,迪迪翁的朋友丹·韦克菲尔德(Dan Wakefield)提出,迪迪翁是“我们这代人中受赞美最少,但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他指出,迪迪翁的作品比其他年轻女性作家,比如一位名叫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时髦人物的更容易理解。韦克菲尔德对这本书的全面赞美几乎得到了其他所有评论家的响应。他们中的一些人偶然发现了迪迪翁的智慧与她的性别的关系:《》的梅尔文·马多克斯(Melvin Maddocks)含义模糊的评价似乎是想要表达一种赞美:

女性做新闻报道是男人的世界为让她们失望而付出的代价。这里展现的正是她们最出色的,像被遮盖起来的帽针一样隐蔽的风格,她们对于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从不宽容,也不会遗忘。

这是看问题的一种方式,虽然用帽子别针做比喻显然是将问题平凡化了,但关于这种结果是“代价”而不是礼物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问题的本质。迪迪翁在文字中创造的人格面具对于如格利·布朗、乐队歌迷、南希·里根和会做无花果布丁的家庭主妇之类的女性与对“男人的世界”同样失望,无论这个“男人的世界”具体指的是什么。这种观点并不是纯粹女性化的,而更是一种有感知力的、敏锐的判断。某些感知力的大门对女性更加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无法看到女性指出来的一切,他们要做的只是安下心来,去听,去看。

迪迪翁重新开始写小说了。她偶尔会为《时尚先生》供稿,但是发现自己也很难融入那里的风格。从有男性注意到她的作品并希望发表她的文章的意义上说,她显然也已经是“男孩儿”中的一员了,然而她还是无法彻底适应他们的体系。

尽管如此,在女性解放运动正好达到顶峰时,转向女性的杂志对她来说仍然是不能接受的。就像桑塔格一样,她无疑也会被问到关于对这些突然无所不在的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raising)的圈子的忠诚度问题。不过迪迪翁一直没有直接作出评论,直到1972年,她才在《》上发表了一篇名为《The Womens Movement》的文章,其中列出了十六本激励人心的书籍。只不过她显然是因为被《》几个月前发行的“女性特刊”弄得厌烦了才这样做的。

迪迪翁不愿意为这个刚刚兴起的第二波女权运动赋予过多根据或意义。她甚至向它作出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直白的一些攻击。她谈到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撰写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著作时说:“这种头脑发热的激情似乎很有新英格兰特色。”她将这项运动的某些方法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特别提到英国作家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描述的在意识提升会议(conscious-raising session)中运用思想的实践。她还在那些将《她选择的伴侣》和《她们》中的女性人物拆解为无法辨识、过度政治化的漫画人物的女权主义理论家面前为玛丽·麦卡锡辩护:“她无法自由的原因是她总是想从男人身上寻找自己的身份。”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所写的《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是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代表作。

然而,迪迪翁的文章并不是对女权主义理念的完全排斥。她只是表露了对于这个在她看来整体上已经陷入了争论琐碎问题的泥潭的统一运动的担忧,因为它争论的都是诸如怎样分担洗碗之类的家务活这样的问题。

当然,在运动初期,对这种琐事的滔滔不绝的陈述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将女性政治化的一种关键技术,因为这些女性可能已经习惯于遮掩自己的愤怒,哪怕是在自己面前……但是,如果一个人拒绝理解更广泛意义上的问题,不能实现从个人上升到政治的飞跃,那么这些发现就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迪迪翁还认为,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的书中,她们构建了一种自我妄想,迪迪翁将之概括为“受自己的妇科医生迫害”、“每次约会都被”的“每个女人(Everywoman)”。迪迪翁并不否认女性是被看低的对象,是性别角色限定的刻板印象的受害者。考虑到她这个时期的人是怎么描述她的,以及她无法顺利地融入男性主导的杂志圈子,我们无法想象她会否认这些观点。但是她认为这项运动的主要作家们表达的那些愿望是极端幼稚的。她认定“这些皈依者想要的不是革命,而是‘罗曼史’”。

迪迪翁和她对女权主义的排斥之间还是存在一些曙光的。她似乎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女权主义者的目标和希望的同情,尽管她仍然厌恶她们的策略和文章。这种曙光并不强烈,但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不过另一方就未必这么看了。几位女权主义活动家写信到《》投诉。其中之一就是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她的作品《违背意愿》(Against Our Will)也是被迪迪翁列入自己那篇文章中的作品之一。布朗米勒指出迪迪翁从来没有把自己明确定位为,还曾经为《国家评论》撰稿,所以她隐晦地继续说道:

真正的硬汉总是站在对手一边,这不是很有趣吗?一周中的任何一天,我都宁愿选择穿着靴子和蓝色牛仔裤,而不是留着修剪整齐的长指甲。

迪迪翁的这篇《The Womens Movement》将她永远地排除在了女权运动之外。事实上,自此以后,人们普遍有了一个批评她的理由:她似乎在以她自己的方式表现某种符合刻板印象的女性气质。尽管她一直在为复杂性辩护,但她却不敢承认在她所描述的这个运动中也发生了许多意识形态的内部争斗:小说家阿利克斯·凯茨·舒尔曼(Alix Kates Shulman)是争斗中的一派,宣传册作家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则是另一派。但是在迪迪翁看来,她们都是一样的,都是被她称为“每个女人”的那种人,都应该能够作出与她们已经作出的不同的选择。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